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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過死蔭的幽谷

作者:日堯

戰爭衝突難免有所死傷,可是,其中最令人難以接受的要說是大屠殺的暴行。聯合國將其定義為「意圖殲滅整個或部分的民族、種族、膚色、或宗教族群」的行為。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在柬埔寨及九十年代在盧旺達的大屠殺,至今回首仍然教人沉痛。當中的倖存者到底是如何走過死蔭的幽谷?


紅色高棉大屠殺 (1975-1979年)

「紅色高棉」(Khmer Rouge)(又稱「赤柬」),1975年柬埔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波爾布特推翻「高棉共和國」,同年四月攻佔首都金邊,隨後展開大規模迫遷行動,強行將三百多萬人在短時期內從金邊等城市遷往農村,從事生產。由1975 年四月十七日開始,因飢餓、疾病、殘酷的奴役勞動和處決而死亡的人數至今仍難以確定。直至1979年,赤柬政權被越南軍隊擊潰,紅色高棉大屠殺才正式畫上句號。

早於1970年,宣明會為了回應越戰帶來的需要,在柬埔寨展開救援及發展工作,至1975年政權轉移後,暫時停止當地的工作,1980年才重返柬埔寨開展緊急救援工作。可是,二百七十名員工中只有五位倖存。及至1995年,再次展開「助養兒童計劃」的工作。2018年,宣明會在柬埔寨九個省分開展四十個「區域發展項目」,惠及逾十萬名助養兒童及其家庭和社區。

柬埔寨至今仍然保存著紀念紅色高棉大屠殺死難者的遺跡。

赤柬時期遺下的大量地雷,嚴重危害兒童的生命安全。

倖存者的心聲:讓孩子飛

索占自2006年起成立並帶領勒迭縣的兒童及青少年小組。她的同工和社區裡的人,都喚她「占姨姨」。

許多柬埔寨人的生命,都在1975年開始被徹底改變,五十多歲的占姨姨是其中一人。那天,她與家人在脅迫下離開金邊、回到家鄉。自此,他們成為農民,天天活在恐懼之中 - 每次他們稍停下來休息,赤柬軍就威脅要殺了他們。那年,占姨姨十五歲。

「赤柬執政期間,我還是個學生。」占姨姨說。「我們被迫離開金邊,到了波蘿勉省。我父親很聰明,沒有回到自己的村子,而是搬到波蘿勉省另一個地方。如果我們回到自己的村子,我們很可能被殺,因為村裡的人知道我們家的事。」

波爾布特政權從1975年四月延續至1979年。「那段期間,我工作得很苦,很害怕赤柬軍。我很多朋友都被他們殺害了,父親也因病去世了。我四個哥哥和姐姐,三個嫂子和姐夫,還有四個外甥和侄兒,都被殺害了。」說到這裡,堅強的占姨姨也忍不住啜泣起來。「最後只剩下我們三個孩子和母親。」

戰亂之後,占姨姨回到家鄉。「我仍然以務農為生,並非常努力讀書。」那時,占姨姨每星期兩個上午上學去。「戰事以後,我就成了家中最年長的孩子,要照顧弟妹。」為此,占姨姨沒有結婚。1994年,占姨姨在一個為裝備社區能力的機構工作;2000年,她有機會與宣明會合作服務公社的人。「父母不讓孩子上學。孩子沒有盼望。我盡最大努力希望與他們溝通。」占姨姨說。那一場戰事對勒迭縣的人造成瘡疤,但占姨姨發現:「戰爭是問題,但並非唯一的問題。另一問題是知識,孩子不知道自己的權利,只是遵照父母吩咐而行。社會也不重視孩子,亦造成今日的局面。」

經歷紅色高棉大屠殺的占姨姨,家裡最後只剩下兩個弟妹,還有她和媽媽。為了照顧弟妹,她更終生不嫁。

占姨姨(左二)成功突破柬國的傳統社會風氣,獲得家長的支持,成立兒童小組。

2006年十月,宣明會與其他非政府組織攜手合辦「和平之路」課程,推行過程中充滿挑戰。由於課程集中教授兒童權利,與柬埔寨的傳統文化大相逕庭,故此,務必獲得地區方面的允許,才能推行。「那時,孩子沒有機會組成小組。雖然就讀同一所學校,但他們的家相距很遠,也不關心自身以外的事情。他們不會去想將來,亦沒有目標。即使父母,也對孩子的將來毫無想法。」占姨姨說。

占姨姨於是想出一個簡單的策略,「我跟家長開會,問他們會否同意讓孩子來參與小組。他們問我:『參加小組對孩子有甚麼益處?』我沒有回答,但向他們拋出另一個問題:『你們期望孩子參加小組能得著甚麼?』他們說希望子女成為好學生、好孩子,擁有美好的將來。」透過提問,家長明白到兒童小組如何惠及他們的孩子,因而得以順利成立。

自2007年開始,兒童小組在五年後已經有六百名兒童接受培訓,認識到自己的權利,也學習到如何帶來持續的改變,亦明白不該容忍家庭暴力等問題,他們並付諸實行,把和平的訊息帶回家裡。改變就這樣從兒童開始。「我第一次與孩子同工,讓他們確立自己的遠象和計劃。」占姨姨說。孩子在兒童小組中茁壯成長。「他們離開小組後,都能夠找到工作,有些當老師,有些做小生意,有些當警察。」對占姨姨而言,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感受、信念和行為。「希望社會團結、有愛,更重要的是,孩子能明辨是非。」

「兒童小組裡的孩子,會把所學教導他們的同學和朋友。」公社主席奇恩說。鄰近公社的主席薩林,亦認為兒童小組的成效十分顯著。「家庭暴力大大減少了,整個社區都不一樣了。」占姨姨說,她不單與孩子建立關係,「我們跟孩子的父母每月見面,談及孩子的改變。我們需要跟父母面談,因為他們往往是第一個見證到孩子轉變的人。」

占姨姨於2000年成為基督徒。她說:「我沒有結婚,但上帝賜予我許多孩子。」占姨姨是個非常好的媽媽,保護孩子遠離傷害的同時,也賦予他們羽翼飛翔。


戰後新一代:求學不容易

迪妮以前的幾代人,都沒有受過教育。她的父親只是唸到小一,就因為1975年開始的赤柬統治而輟學。在她所住的社區裡,放眼仍見赤柬遺留下來的戰爭痕跡。人們仍不時找到戰時埋下、具有殺傷力的地雷。鄰舍仍會談及那些因戰爭而失去摯愛或需要截肢的往事。迪妮雖然在這樣的環境中成長,卻夢想著自己有一天成為班裡最閃亮的學生。「我想成為一個老師,教育孩子,希望他們能夠獲得知識。」迪妮說。

在這遍遠的社區裡,居住著於赤柬時期躲藏在泰國邊境的難民營、尋求庇護的柬埔寨人。赤柬大屠殺造成許多人死亡,房子、學校、街道、健康院和廟宇均被毀。倖存者在戰後被安置在這片過去曾是戰場的土地上,數十年過去,仍能在這裡找到具殺傷力的地雷。

「2000年以前,社區裡沒有足夠的學校。孩子需要走約二十公里路才能上學。那時候,真的不容易。」迪妮的父親提西說。儘管環境惡劣,宣明會來到此社區開始工作。「宣明會來興建學校、道路、水井、衛生設施,又加強我們社區的醫療保健服務。」提西說。
迪妮在家中排行第四,唸小三的她被登記成為助養兒童。父親提西以往曾經是一個赤柬領袖的守衛,今天則是種植稻米。「當農夫很辛苦,要在猛烈的太陽下勞動。我希望她能成為醫生或老師,不過最終還是依她的興趣吧。」迪妮的母親梅茂說。

「女兒收到書包、文具、校服和助養者的信件,鼓勵她更用功讀書、當個聽話的乖孩子。」梅茂說。


盧旺達大屠殺(1994年)

盧旺達在1994年四月爆發暴力衝突,導致鄰舍互相廝殺,朋友成為敵人,八十萬人於一百天內慘遭殘殺。歸根究底,生活在盧旺達的胡圖族人主要以務農為生,圖西族人則以養牛為生。早在1959年發生的「胡圖革命」,兩族陷入爭戰,結束了圖西族的壟斷局面。1962年,盧旺達脫離比利時實現獨立,十二萬盧旺達人逃到國外,當中主要為圖西族人,胡圖族領袖則控制了盧旺達。

八十年代後期,流亡的盧旺達人開始透過政治及軍事行動,歸回故土。1994年四月六日,盧旺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和布隆迪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在和平談判後乘搭飛機回程途中,飛機被擊落,兩個胡圖族總統均罹難。因此,主要由胡圖族人發動的大規模亂事隨即爆發,大批圖西族人被殺。直到同年七月,圖西族人連同烏干達軍隊反攻,擊敗胡圖人領導的政府,亂事才告結束。除了造成死傷枕藉,還導致一百萬盧旺達人在境內流徙,數萬名兒童變成單親或孤兒。
因應大屠殺帶來的需要,宣明會自1994 年起,為流徙的人提供緊急救援物資,協助他們重建家園,並關顧許多失去至親的兒童。1996 年起,過千難民陸續返回盧旺達,宣明會遂開展復和及重建和平的工作。復和課程內容包括三個部分:喪慟、面對情緒、寬恕;曾參與屠殺的人,會被安排與受害者見面,或是寫信給他們。在為期兩星期的課程中,大家會分享各自許多有關屠殺的記憶,學習新的工具來管理心靈至深至痛的情緒,並考慮邁向寬恕、復和的道路。由2000年開始,宣明會改以社區為本發展的模式推行工作,為盧旺達的新一代建設可持續發展的未來。


小孤雛的成長:我有了一個家

多年以來,廿一歲的安妮塔都對未來失去盼望。在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中,八十萬人遭殺害,包括兒童,更有數萬名兒童失去雙親,成為孤兒,有些由倖存的親戚撫養,有些則自組家庭,由年長的兄姊擔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可是,安妮塔的家人都遇害了。她一歲的時候,被卡薩博縣一個家庭所收養。由於年紀太小,她並沒有任何關於大屠殺的記憶,也不知道家人遭遇何事 - 因為她當時只是十二個月大的嬰孩。

「我很幸運。領養我的家庭很親切。他們未必能為我供書教學,但至少有瓦遮頭。我有吃的,有家人,有一個家。直到十一歲那年,我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是先從鄰居那兒聽說的,後來養母猜想我得知了,才告訴我真相。」安妮塔說。

「我沒有兄弟姊妹。這些年來,我一直希望有一天有人會來找我,例如在大屠殺後倖存的一個親人。就是這個希望,一直支撐著我走下去了。」安妮塔說。2001年,宣明會由基層領袖方面,確認安妮塔為有需要的兒童,因而安排她成為助養兒童及入學,又支援她的學費,派發書簿、校服和文具等上學用品,直到她小學畢業。

安妮塔因盧旺達大屠殺而成為孤兒,今日的她經營著縫紉小生意,還飼養牛隻,希望改善她寄養家庭的營養狀況。

安妮塔(中)在「希望天堂」合作社,教授青年縫紉的技術。

「宣明會來幫助安妮塔的時侯,我真的非常高興。我一直希望她能夠成功。我曾擔心她在知道真相後會討厭我,但她沒有,反而與我更親近,並感激我領養了她。她是一個很棒的孩子。」安妮塔的養母穆加瑪娜說。

完成小學後,安妮塔輟學。「那是我生命中最艱難的時期。作為領養孩子,我一直非常努力,希望家人完全接納我。唸書時,我夢想能夠支持我的領養父母、被他們重視。但是離開校園以後,我覺得再沒有甚麼是我能夠倚靠或掌握的,我失去了夢想。我感到空虛,不知道人生將要如何。」安妮塔憶述。

直至宣明會為安妮塔報讀職業訓練學校,她才重拾尊嚴和希望。安妮塔和十九個前助養兒童一同入讀為期六個月的縫紉課程。畢業後,他們成立合作社,並獲得二十台縫紉機和布料等不同工具。「我們租了一間房子作為工作室,開始經營我們的『希望天堂』合作社。」安妮塔說。宣明會則一直跟進合作社的發展,並給予他們建議和訓練。

除了縫紉生意的收入,安妮塔每月也藉著培訓青年,賺得十萬盧旺達法郎(約一百五十美元),讓她足以購買一頭牛和三隻羊,牲畜的糞便可以用作肥料,提高家裡的農作物產量。她有信心,等到牛隻生了小牛以後,家人的營養狀況將大有改善。

盧旺達總統卡加梅在本年出席悼念大屠殺死難者二十五週年的活動時,前往屠殺紀念館獻花,並且矢言「曾在這裡發生過的事情,不會再發生。」他所說的亦正是我們衷心所想。

總幹事的話

這是一個叫人悲痛的暑假……這些日子,常常想起前人的叮嚀訓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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