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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入城市化的洪流裡

作者:日堯

城市是一個我們絕不陌生的地方,她是無數人尋找生計、夢想,甚至名成利就的好地方,卻也是無數人飽受生活煎熬,生活朝不保夕的彈丸之地。對你而言,城市到底代表著什麼?

不可逆轉的城市化

回溯1950年時,全球只有百份之三十的人居於城市,直至2018年,全球城市人口比率已經上升至百份之五十五,超越農村人口。世界各地邁向城市化,確實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根據聯合國《世界城市化展望2018年修訂版》估計至2050年時,有關比率將會上升至百份之六十八,此預計人數建基於農村人口繼續遷向城市,還有全球人口增長,將為各地城市合共增加廿五億人口。在此期間,印度、中國和尼日利亞三個國家的城市人口增長,將佔全球城市人口增長的百分之三十五,預計僅是印度增加的城市人口將達到四億一千六百萬,接著是中國的二億五千五百萬和尼日利亞的一億八千九百萬。

城市化與可持續發展

全球多國在2015年通過的《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第十一項正與可持續城市和社區相關,其目標是建立包容、安全、有復元力和可持續的城市和人類住處。而聯合國發佈的《2018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很多城市正面臨城市化的挑戰,包括如何為急速城市化下生活的人,提供充足的住屋及基建設施之餘;同時,對抗城市蔓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以及如何協助他們減低受災害的威脅。由此可見,全球各國實踐可持續發展的步伐,與其城市化進程實在息息相關。隨著世界各地不斷向城市化邁進,可持續發展愈來愈倚賴於城市增長,特別是在城市化步伐最快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

有效的城市化必須長遠地考慮人口變化的趨勢,藉此強化人口的優勢、減低耗用環境資源和伴隨城市人口增長而帶來的潛在不利影響。然而,貧富懸殊、氣候變化和遷徙等因素,不僅影響城市人口的生活情況,還會延緩可持續發展的步伐。因此,各國務必制訂相關政策,以應對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所帶來的挑戰,包括房屋、交通、能源系統和其他基礎設施,以及就業、教育和衛生等基本服務的需要。 

城市化下的必然產物

到底城市化孰好孰壞,相信對身處其中和遠在農村的人來說,必定各有一番見解。一般而言,城市生活的水平也好像比農村較佳,包括文化、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資源等,以至文化和政治的參與程度等;同時,城市化也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然而,我們看見一些國家在急速而欠缺長遠計劃的城市化進程中,不僅沒有推進減貧的步伐,社會不平等和貧富懸殊情況反而更甚於農村,以致到城市謀生的農村人可能陷於更深的貧窮中,被迫棲身於貧民窟。城市化一般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必然過程,也是國家蓬勃發展的象徵。然而,城市貧窮問題亦應運而生,其中貧民窟就是最好的說明。

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定義,貧民窟簡單而言就是「以低於標準的住屋和貧窮為特徵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同時,也具備以下社會特徵:缺乏清潔食水、基建及衛生設施;住屋建築結構不佳,以及人口稠密和居住權不受保障。《2018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全球居於貧民窟的都市人口比率,由2000年的百份之二十八下降至2014年的約百份之二十三。然而,實際人數卻由八億七百萬上升至八億八千三百萬人,住在貧民窟的人口增加了七千六百萬,約是香港總人口的十倍。

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無疑是貧民窟存在與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村人口擁向城市尋找脫貧機會,當他們仍未受惠於城市的經濟優勢前,往往只能蝸居貧民窟。由於居住權未受保障,他們也缺乏動力去改變貧民窟的環境。凡此種種原因,令貧民窟仍然成為很多城市難以根治的社會問題,更成為量度城市貧窮的寒暑表。

近幾年,筆者到過三個貧民窟:蒙古的烏蘭巴托、肯尼亞的內羅畢和印度的加爾各答,這三個城市也曾經或是現時的首都,代表著繁華與機會,卻也是無數城市貧窮人的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印度,因為她的貧民窟彷彿已經與城市融為一體,走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少行人路也變成了貧窮人的家園,只能夠走在馬路上。貧窮人用各種廢物拼湊搭建簡陋的帳篷,又或者只是等晚上行人漸少,才席地而睡。城市貧窮的嚴峻情況如此真實地呈現眼前。

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居住環境惡劣,貧困孩子飽受各種危險的威脅,例如被驅趕、暴力威脅、人口販運等,亦由於居住和社區衛生環境較差,食水可能受污染,以致嬰幼死亡率較高和兒童健康問題屢見不鮮,例如發育遲緩和體重不足等。而且,不少貧民窟的臨時居所都是在馬路附近,空氣很差;加上欠缺廢物處理,垃圾隨處可見,容易傳播皮膚病、肺結核和其他傳染疾病。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又怎能健康成長?

關懷城市兒童

對孩子來說,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正嚴重威脅著他們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對脆弱兒童構成的挑戰,則更為巨大,他們不僅被剝奪應有的基本權利,甚至飽受城市裡發生的罪惡和街頭暴力所傷害,更可能成為童工或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換句話說,孩子在都市面對的生活環境和挑戰,遠比農村複雜和容易備受忽略。因此,建基於宣明會四個「兒童整全發展願景」:(一)享有健康;(二)接受教育;(三)感受愛及(四)獲得照顧、保護,並有參與的權利而制定的「為兒童而設的城市模式」,針對兒童在城市環境中面臨的脆弱景況而設計,藉此長遠改善城市兒童的福祉:

  • 安全的城市:確保兒童及其家庭生活在安全和受保護的環境中,免受暴力、虐待、剝削和傷害;
  • 健康的城市:加強公共衛生服務的供應和獲取途徑,致力讓兒童在更健康的城市環境中成長;
  • 具前景的城市:為城市的整體宜居創造有利環境,特別關注普及教育、貧窮人的就業情況、建立能力和提高青少年的生產力;
  • 具抗逆力的城市:確保兒童及其家庭作好準備,應對在城市遇到的衝擊及壓力,並且從中恢復過來。

全球邁向城市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對經濟、社會以至家庭帶來的改變與挑戰,是各政府、家庭以至扶貧組織所必須正視,甚至投放更多資源去面對的大趨勢。之前提及的印度之行,筆者也認識了一名青年人,他的名字是偉信,他在急速城市化的環境中成長,昔日是一名街童,五歲開始成為童工,每天工作約十小時,沒有機會上學,工作一天僅能賺取十五盧比(約港幣一元七角),只能為自己和家人購買最廉價的食物。直至遇上宣明會,才有機會學習英文,至今已經大學畢業,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還買了小房子與家人同住,擺脫了在街上生活的日子。因著一個機會,偉信不致落入城市化與貧窮的洪流裡。

當談及他的將來的時候,偉信說他只是想做一個好人,還有助養一個小孩子。他的想法讓我學懂很多問題真的既大且難,我們當然無法一一解決。但是,我們可以由幫助一個小孩子開始,獻出自己的力量,其他改變自然會接踵而來!

城市兒童實錄 - 賈丁達

賈丁達是一名十三歲的男孩,他與父母和兄弟姐妹一起住在印度的阿格拉。與其他生活在城市的孩子一樣,他已經要賺錢養家,承擔起一個孩子不應負上的重擔。他說:「因為父親病得很重,我不可以再上學去,只有出來工作以幫補家計,想起來我已經工作了四年。」

賈丁達和父親在社區裡其中一間家族經營的鞋廠工作。那兒對一個十三歲的男孩來說,危機重重,因為到處都是重型機器和鋒利的工具。賈丁達的父親說:「這是他不應該做的工作,我希望自己可以為他供書教學,給予他應有的童年生活。」

賈丁達為了幫補家計,每天八時開始在鞋廠工作,以致痛失上學的機會。
賈丁達每天八時開始工作,通常晚上六時回家。他說:「父親已經重返工廠工作,我們每週賺到二千盧比(約港幣二百二十五元)。我的工作包括切割、縫合和粘貼皮革。下班後,我的手常常隱隱作痛,有時使用剪刀時也會割傷自己。工作真的很辛苦,但我別無選擇!」

「主管有時大喊大叫,罵我沒有做好工作,把我嚇倒了。我曾經不想上班,但我知道如果這樣做,便沒有足夠的錢購買食物和支付租金了。」賈丁達接著說:「我很高興弟妹可以上學去。我有時也會想念學校生活,還有朋友與學習機會。我最初上班時,總是常常想念學校,但現在工作讓我忙得已經無暇想念學校。」

「我知道自己再不能上學去了,因為現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工作以支持家人的生活。」賈丁達說。



城市兒童實錄 - 華莎

賈瓦哈和維姆勒這對印度的父母,為了改善孩子的生活,廿五年前搬到阿格拉。他們來自北方邦的一個小城蘇丹普爾,賈瓦哈當時是一名臨時工人。現時在阿格拉,他當鞋匠,但工作也不是太穩定,他已經三個月沒有工作,沒有收入了。

他廿四歲時與十四歲的維姆勒結婚,維姆勒說:「我那時還在唸八年級,只有輟學。我不明白婚姻是什麼,我們經常打架。因此,我決定不會讓女兒在廿歲前結婚。」

宣明會「智慧兒童計劃」的學員華莎(右一),自發探訪區內的助養兒童,確保他們也有接受教育。
對於華莎和妹妹雅絲來說,她們走著與母親截然不同的路。這對姊妹專注於學業,華莎在藝術和數學方面都表現出色。她們也參加各項課外活動,包括讓她們了解和倡導兒童權利的兒童小組,還有一個由宣明會舉辦的「智慧兒童計劃」。此計劃培訓青少年,協助探訪社區內的助養兒童,確保他們也在上學,還有如何及早察覺兒童可能備受虐待或被迫成為童工,並且,協助鄰里之間建立互信關係。透過這些培訓,華莎和計劃內的孩子們,包括她的妹妹,都學習到如何與成人溝通,也發展出領導才能及增加自信。

「之前,我常常留在家人身邊,現在,我變得較為外向,並且,培養了責任感。」華莎說。維姆勒也見證到女兒的轉變,她說:「她以往缺乏自信,現在膽子大了,也發展了領導才能。」自從參與改變社區的工作,特別是當上儲蓄小組的領袖後,維姆勒也在改變,「我的思想擴闊了,與人談話也更有自信,無論我腦裡想起什麼,我也會說出來。」維姆勒繼續說。「我以往曾經蓋著自己的頭和臉,不願看見別人的目光,為人很害羞和內向,連走出屋外也感到尷尬。」

「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學校,因為我希望她們在年輕時好好學習。」維姆勒說。「因為我希望她們走的路與我的不同,我會盡力鼓勵她們學習。因為教育可以讓孩子擁有更美好的未來。」維姆勒更與宣明會工作人員一起將這信息傳開,鼓勵家長們讓子女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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