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的必然產物
到底城市化孰好孰壞，相信對身處其中和遠在農村的人來說，必定各有一番見解。一般而言，城市生活的水平也好像比農村較佳，包括文化、教育、醫療和社會服務資源等，以至文化和政治的參與程度等；同時，城市化也被視為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然而，我們看見一些國家在急速而欠缺長遠計劃的城市化進程中，不僅沒有推進減貧的步伐，社會不平等和貧富懸殊情況反而更甚於農村，以致到城市謀生的農村人可能陷於更深的貧窮中，被迫棲身於貧民窟。城市化一般被視為經濟增長的必然過程，也是國家蓬勃發展的象徵。然而，城市貧窮問題亦應運而生，其中貧民窟就是最好的說明。
根據聯合國人居署的定義，貧民窟簡單而言就是「以低於標準的住屋和貧窮為特徵的人口稠密的城市區域」。同時，也具備以下社會特徵：缺乏清潔食水、基建及衛生設施；住屋建築結構不佳，以及人口稠密和居住權不受保障。《2018年可持續發展報告》指出全球居於貧民窟的都市人口比率，由2000年的百份之二十八下降至2014年的約百份之二十三。然而，實際人數卻由八億七百萬上升至八億八千三百萬人，住在貧民窟的人口增加了七千六百萬，約是香港總人口的十倍。
農村人口向城市遷移，無疑是貧民窟存在與蔓延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村人口擁向城市尋找脫貧機會，當他們仍未受惠於城市的經濟優勢前，往往只能蝸居貧民窟。由於居住權未受保障，他們也缺乏動力去改變貧民窟的環境。凡此種種原因，令貧民窟仍然成為很多城市難以根治的社會問題，更成為量度城市貧窮的寒暑表。
近幾年，筆者到過三個貧民窟：蒙古的烏蘭巴托、肯尼亞的內羅畢和印度的加爾各答，這三個城市也曾經或是現時的首都，代表著繁華與機會，卻也是無數城市貧窮人的家。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印度，因為她的貧民窟彷彿已經與城市融為一體，走在大街小巷之中，不少行人路也變成了貧窮人的家園，只能夠走在馬路上。貧窮人用各種廢物拼湊搭建簡陋的帳篷，又或者只是等晚上行人漸少，才席地而睡。城市貧窮的嚴峻情況如此真實地呈現眼前。
加爾各答的貧民窟，居住環境惡劣，貧困孩子飽受各種危險的威脅，例如被驅趕、暴力威脅、人口販運等，亦由於居住和社區衛生環境較差，食水可能受污染，以致嬰幼死亡率較高和兒童健康問題屢見不鮮，例如發育遲緩和體重不足等。而且，不少貧民窟的臨時居所都是在馬路附近，空氣很差；加上欠缺廢物處理，垃圾隨處可見，容易傳播皮膚病、肺結核和其他傳染疾病。在這樣的環境下，孩子又怎能健康成長？
關懷城市兒童
對孩子來說，城市化的規模和速度，正嚴重威脅著他們的健康、安全和福祉；對脆弱兒童構成的挑戰，則更為巨大，他們不僅被剝奪應有的基本權利，甚至飽受城市裡發生的罪惡和街頭暴力所傷害，更可能成為童工或人口販運的受害者。換句話說，孩子在都市面對的生活環境和挑戰，遠比農村複雜和容易備受忽略。因此，建基於宣明會四個「兒童整全發展願景」：（一）享有健康；（二）接受教育；（三）感受愛及（四）獲得照顧、保護，並有參與的權利而制定的「為兒童而設的城市模式」，針對兒童在城市環境中面臨的脆弱景況而設計，藉此長遠改善城市兒童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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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城市：確保兒童及其家庭生活在安全和受保護的環境中，免受暴力、虐待、剝削和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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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的城市：加強公共衛生服務的供應和獲取途徑，致力讓兒童在更健康的城市環境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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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前景的城市：為城市的整體宜居創造有利環境，特別關注普及教育、貧窮人的就業情況、建立能力和提高青少年的生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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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抗逆力的城市：確保兒童及其家庭作好準備，應對在城市遇到的衝擊及壓力，並且從中恢復過來。
全球邁向城市化已經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其對經濟、社會以至家庭帶來的改變與挑戰，是各政府、家庭以至扶貧組織所必須正視，甚至投放更多資源去面對的大趨勢。之前提及的印度之行，筆者也認識了一名青年人，他的名字是偉信，他在急速城市化的環境中成長，昔日是一名街童，五歲開始成為童工，每天工作約十小時，沒有機會上學，工作一天僅能賺取十五盧比（約港幣一元七角），只能為自己和家人購買最廉價的食物。直至遇上宣明會，才有機會學習英文，至今已經大學畢業，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還買了小房子與家人同住，擺脫了在街上生活的日子。因著一個機會，偉信不致落入城市化與貧窮的洪流裡。
當談及他的將來的時候，偉信說他只是想做一個好人，還有助養一個小孩子。他的想法讓我學懂很多問題真的既大且難，我們當然無法一一解決。但是，我們可以由幫助一個小孩子開始，獻出自己的力量，其他改變自然會接踵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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