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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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

難民青年宣揚和平

每天早上,昨晚發生的事情都會在烏干達的比迪比迪四處散佈。這個世上最大的難民安置區裡沒有電台和報章,新聞只是透過口耳相傳,內容大概都是某人遇劫,那裡發生打鬥,或者是斬人、強姦等事件。

十六歲的西蒙說:「一切都是出於誤解,當人互不了解,或者意見不合時,就會訴諸武力。」十八歲的科倫思則說:「我們失去了很多同胞,很多家長。一些少女在路上被強姦,有些甚至被殺。」

西蒙和科倫思解釋著為何很多人內心帶著怨恨,是因為他們在逃離南蘇丹前,經歷了一些突如其來和難以忘懷的事情。科倫思所住的村落遇襲時,她身處學校,她很快地找到哥哥和弟弟,馬上逃跑,一跑便跑了兩星期。她憶述:「我們留下了父母。爸爸死了,只有媽媽活著。」

西蒙也憶述:「在2016年,南蘇丹的社會環境開始不穩定、不安全,我們因而逃到烏干達。那時,他們任意攻擊人。」西蒙與母親和兩個兄弟徒步走了一星期,逃離南蘇丹。

科倫思和西蒙都在一年多前到達。科倫思說:「我們抵埗時,遇到很多挑戰,例如沒有棲身之所,沒有地方睡覺,也沒有食物。」直至正式登記成為難民後,才獲得一小片土地,建造小屋。她還報讀中學,現時就讀第十一級。西蒙一家也得到土地興建棲身之所,他現時就讀第九級。雖然能夠生活於和平的國家,可以上學,並得到宣明會定期的糧食援助,但他們仍然面對各種困難。

西蒙解釋著說:「這裡很多東西都需要錢,不像在南蘇丹那樣,可以自行耕種。這裡不是我們的地方。」他又說,水源供應不穩,欠缺柴枝煮食,也為難民增添生活困難。對於南蘇丹發生的衝突,西蒙說:「如果人不懂得分辨好壞,就只剩下部落主義。」但是,西蒙、科倫思和營內的其他青年正努力消除那股張力,使暴力不再重現。西蒙說:「現在,我看到自己的生活,是如何因為參加和平會社而帶來改變。」

宣明會協助組織和平會社,培訓會員和提供物資,使會員可以舉辦活動,在難民和當地社區中宣揚和平。每星期,各個十五至五十人的小組都會舉辦聚會,參與宣明會編排的和平課程,從中學習如何促進社區和諧,在不訴諸暴力下解決衝突,並建立和平的文化。去年,超過一千三百名青年參與。

科倫思說:「我們有很多活動,例如話劇,幫助我們加深彼此了解,以及處理自己的情感。我們要放下過去發生的事情。」

西蒙說:「社區人士很需要知道甚麼是和平,以致不會再起衝突。」和平會社每月都會在社區中舉行外展活動,讓家長、青年及社區人士明白部落主義的危險性,如何避免暴力,建立更凝聚的社區,以及如何和平地解決衝突,即是西蒙口中「所有我們在和平會社中學到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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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

師生增進防災知識

為了提升師生的防災意識,宣明會為來自緬甸萊古鎮和茂比鎮三十間學校的老師提供「訓練者培訓」,使他們在學校舉行校本防災培訓。參加者學習各種防災措施,了解如何減低災害的危險,並加強災後的復原能力。

完成訓練後,老師把所學帶回學校,在早會向其他師生講授,使所有人都作好準備,應付災難的各個階段(災前、災中和災後),以致最後孩子、家人和社區人士也能分享所學,帶來改變。

制訂逃生計劃時,老師鼓勵學生參與討論,各抒己見,討論風險、脆弱性和能力。孩子也提出了幾個可行的避難所,當災難在上學發生時使用。

來自萊古鎮的小學老師滕林昂說:「在上培訓班前,我們對災難缺乏深入的認識,也不清楚在校內遇到災難時,應該如何應對。我們的校舍沒有任何緊急出口或滅火筒。在培訓中,我們學習了災難時的應變步驟,以保障安全。我們也學會如何正確地使用滅火筒。」

之後,大約八百七十名孩子接受了培訓,學校也舉行了演習,並派發資料,讓學生熟讀緊急情況時需要作出的安全措施及自我保護方法。「發生火警的時候,我們要保持鎮定,盡量不要走散。我們要用濕布覆蓋鼻子,跑到沒有煙的地方。如果學校發生火警,我們要用滅火筒救火,並使用緊急出口。」十二歲的班努說。

滕林昂老師又說:「孩子現在會告訴家人,在遇到災難時,應該如何應對,怎樣按照步驟逃生。那種意識在社區中傳開,當災難真的來臨時,大家都會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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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明人語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作者:Angelo Mathuch(南蘇丹宣明會信仰及發展統籌)

去年,我與到訪的愛爾蘭演員連恩康寧漢﹙右﹚分享我的故事,並感謝他關懷南蘇丹兒童。
童年時,我已經看盡邪惡,但我選擇注目美事;我曾經受傷,卻沒有被打倒。正如《聖經》中的約瑟,我經歷過艱難的考驗,以致生命能夠彰顯上帝的作為。

我的故事由媽媽一個不祥的預感開始。「世界要被摧毀了。」媽媽跟朋友說。我那時候完全無法想像這是什麼事情,然而,只有八、九歲的我從媽媽眼中看到了憂傷。她們正在談論在蘇丹北部醞釀的內戰。當時的總統加法爾・尼邁里在1983年宣佈解除南部的自治權,並把蘇丹全面伊斯蘭化,意味著他廢除了自己十一年前簽署的和平協定。同年,南部的人起來反抗,組成蘇丹人民解放軍。隨之而來的是一場極為血腥的衝突,估計奪去二百五十萬人的生命。

在1985年,我們聽聞不同部族在各大城市附近互相衝突。在特威克郡,我們北方的鄰居恩哥克人告訴我們,他們的牲口被美西里亞部落搶掠。這些衝突並不罕有,但在以往,搶掠者的目標只是牛隻,從來不會殺死放牧者。然而,這趟不僅牲口被奪,男人還被殺,女人被打,孩子更被擄去。我們的村落開始接待逃難的人,聽到更多更可怕的故事。我很擔心,但我沒有想到,殺戮終於來臨。

數月後的一個晚上,報信的人逐家報告:是時候離開了。媽媽拉著我和其他孩子逃走,後來我在附近一處樹叢醒來,發現一位鄰居被殺了。這時,我才開始明白「世界要被摧毀了」的意思:在我們這邊的世界,生命正被摧毀。

之後,幾乎每兩個月都有襲擊發生。我們有時要在森林裡躲藏數星期,甚至數月。在1985至1986年間,我們的牲口被遊牧民族搶掠。所有壯男都想加入組織,驅趕遊牧民族。1987年初,敵人再次進犯,我們及時逃到森林躲藏,在那裡逗留大約三星期。回家時,卻遇上了一生中最嚇人的場面。除了兩間房子,整條村落都被燒焦了。我們沒有地方睡覺。我首次嘗到無家可歸的滋味,也為失去的一切而哀哭。

我跟媽媽說我要去邦高,但她不准我提起這事。之前,她已經數次拒絕我,說我年紀太小。我開始提出要去邦高,是七歲的時候。但是,我這一次十分堅決。我厭倦了眼睜睜看著生計和財物被摧毀,我覺得無助。當媽媽意識到我可能會突然消失的時候,她終於容許我離開。在1987年七、八月時,我離開家鄉,前往邦高。數以千計的男孩徒步走了八百公里,卻大失所望。旅程持續三個月,我們最後到達埃塞俄比亞。

我想不到再次踏足家鄉,與媽媽重聚,竟然是廿年後的事情。在蘇丹和埃塞俄比亞邊境,我看見很多逃難的人在吉羅河遇溺,在波查拉則遇上轟炸和饑荒。我們又走了三個月,在轉往肯尼亞洛基喬基奧的時候,又看見卡波埃塔被轟炸的可怕場面。

當我抵達肯尼亞難民營時,看見宣明會工作人員向流離失所的人派發食物,包括我。想不到他日我竟然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幫助他人。我在營地裡讀了八年書,熬過難受的難民生活,與一群「失落的男孩」後來被送到美國,與當地家庭同住。我在二十七歲時畢業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安得烈大學。在2007年底,我決定返回家鄉,因為我知道蘇丹南部比美國更加需要我,我想讓渴望和平的孩子,從我身上看見希望和復原。

回首過去,我從沒想過由童兵成為難民,再被送到美國之後,人生竟然仍能經歷美事。這是一趟漫長的旅程,但我總算找到歸家的路。在艱難之中,仍然可以發生美事。我們需要的只是世界願意給予關注,並以行動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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